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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群众路线,要有好办法
2013-10-17 14:32  

近年来,我党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做报告、写文章时,提问题多,讲重要性多,但却很少讲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或者罗列一些解决不了问题的办法。一些党政部门即使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全部依赖行政手段,客观上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贯彻群众路线,要有好办法。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探索落实群众路线有效办法,决不能只提要求,不讲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

重视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有非常强烈的方法意识。他把任务比做过河,方法比做桥或船。“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首先,他积极推广各部门工作中的有效方法。1934年,他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推荐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工作经验。同一年,他积极推广宣传兴国县的工作方法。1946年9月,他向张宗逊、罗瑞卿、聂荣臻、贺龙、陈毅、宋时轮再次推荐刘伯成、邓小跑部队作战经验。1947年1月,他向林彪、高岗、彭真推荐围城打援经验。1947年10月,他向各大战区首长推荐西北战场经验。1949年5月,他向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等等。其次,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内容都表现出鲜明的指导方法的特征。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告诉了全党如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如何使中国革命赢得强大的支持力量。他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实际上是提出了孤立敌人,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的基本方法。他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直接指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他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方法。他提出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统一战线中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等政策和策略直接指明了对敌斗争的方法。再次,毛泽东写的许多小册子、指示、文章都是直接讲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怎样办<时事简报>》、《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每战应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为主》、《采取围城打援办法歼敌有生力量》、《对俘虏官兵的处理办法》、《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等等。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毛泽东能力素质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也有非常强烈的方法意识。改革开放之前,他的大量的讲话、指示、书信都是直接指导具体工作的,方法指导占有很大篇幅。比如,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中,对打入工作的方法和革命两面工作的方法做了详细的介绍。[2]在《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中,对如何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说明。[3]在《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中,对土改与整党的方针和策略步骤做了详细的说明。[4]据笔者统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59篇文章中,有18篇是用相当篇幅讲具体方法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法上有许多精彩的表现。首先,他向全国人民推广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其次,他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调动了中国经济的活力。第三,他提出恢复高考制度,使我国的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了强劲的动力。第四,他提出恢复职称评聘制度,为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五,他提出的“一国两制”,为实现祖国统一创造了可行的办法。第六,他提出的“依法治国”,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方法。第七,他提出的利用外资,为我们解决资金短缺、管理经验不足、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明了我们面临的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我们面临的形势,改革开放理论指明了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路的话,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考制度、职称评聘制度、“一国两制”、 “依法治国” 、“利用外资”则告诉了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方法。改革开放的成功固然离不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引,但离开了上述这些有效的方法,这些理论也会落空。在明确任务的同时,重视探索有效方法,是邓小平能力素质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江泽民非常注意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的种种疑虑,江泽民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针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种种疑虑,江泽民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针对人们关于公有制的疑虑,江泽民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针对人们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疑虑,江泽民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针对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江泽民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针对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江泽民指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提出要加强技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根据世界军事发展和我军军事发展的形势,提出机械化和信息化是我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这些观点,一方面回答了人民思想上的疑问,另一方面,提出了解决人们面对的问题的基本办法。

胡锦涛把这种办法意识提高到领导本领和执政本领的高度,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针对党建的新情况,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国际上有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根据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化的实际,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据民生问题突出的实际,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根据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发展反映出来的复杂心态,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呼吁建立和谐世界。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提出要建设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纵观我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们党非常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因如此,我党才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了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问题,号召全国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标志着我党对能力建设的认识从实践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的风险。其中,脱离群众就是其中的重大风险。但为什么会发生脱离群众的问题,而且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关键是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解决对权力的监督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我们非常注意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些党员和干部有了脱离群众的资本,脱离群众的问题就逐步地显露出来。为解决好这个问题,毛泽东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但这个方式显然有它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一直在努力贯彻群众路线,但收效甚微。仔细分析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们的论述停留在教育层面,反复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但在如何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上,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办法。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立了反贪机构、纪检机构、监察机构,但这些机构都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而且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是履行他们的职责,而不能从监督工作中获利。实际工作中,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能够积极开展监督,主要在于领导的重视程度。理论界在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制度建设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要创新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切实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制度,要大力推进基层各项公开工作,通过设置意见箱、热线电话和举报电话,利用电子政务等信息网络手段,方便群众了解情况、发表意见、进行监督;把党管干部和群众公认统一起来,切实推进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民意诉求表达制度,要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会等具体制度,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制度。[5]这些措施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学者们的观点,但这些措施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实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的推动,而领导干部能否积极推动这些措施的实施,完全取决于领导们的思想认识,领导们随便一个借口,就可以使这些制度虚置。总之,以往的办法完全取决于领导的自觉,落实群众路线“关键在领导”。这实际上造成了落实群众路线的基础非常薄弱。群众路线本来是对领导的要求,到最后却在于领导的重视程度。这显然和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本人认为,落实群众路线关键在于干部选拔任用,根本的思路是利益驱动下的体外监督,根本的方法全民选举干部。

利益驱动,就是要形成一种监督工作人员及机构能够通过监督工作获得利益。人的行为受利益驱动,绝非简单的思想情操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在驱动力。 “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6]“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7]“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8]马斯洛对人的需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扼杀他们,只能抑制他们。他认为,需要是个体成长的內在动力。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要获得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但这种发展过程是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演进的。同一时期,个体可能同时存在多种需要,但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是优势需要。总之,人的行为受人的需要驱动。同时,需要是一个具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层次结构,这种发展阶段性的根据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监督工作不能违背这种规律。

体外监督是指监督工作不能在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必须是在更高级别的有人事任用权和财政权的机构的领导下才能有效开展监督工作。体外监督的优点是监督结果的落实不受非正常因素制约。上级领导不受下级党委政府利益制约和人情因素制约,及时了解下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情况和人员情况,并及时做出调整。

全民选举干部绝非选举所有干部,而是指省市政府首脑。选举过程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相应区域内全体党员选举政府首脑候选人和相应区域内全体公民选举政府首脑两个环节。候选人由符合条件的人员自由报名,不由党委少数人指定。候选人通过公开途径发表施政演说,介绍自己的经历。在前两个环节的基础上,由相应区域内全体党员选出政府首脑候选人。党内选出的政府首脑候选人参加同级人大选举,由人大确认为政府首脑。为保障按时选举,防止少数人借故拖延选举,要规定政府选举日,凡超过选举日为进行选举的,政府首脑自动丧失各种行政权。

                                                                  (乔中国)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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